失地农民维权
西安市长安区失地农民孙卫利连续7年维权，不断要求信息公开、行政复议、法院起诉讨要公开征地赔偿，追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尽管他都胜诉了，但至今高新管委会就是不积极主动回复他。
而今的家已被拆为危房，80岁的父母租住在邻村，47岁的孙卫利被迫外出远赴杭州打工，来回奔波在西安和杭州，既要不断维权打官司，实名举报贪腐，又要拼命挣钱来继续维权，赡养年迈的父母。
他是失地农民维权的一个典型，更是失地农民维权的一个缩影，希望政府部门勇于担责，依法行政。
30年不变的承包地被征了 却从没看到征地协议和账目
每到一年的清明祭祖，80岁的长安农民孙世海深感内疚，30年的未到期承包地被征了，先祖们的尸骨至今无处安放，至今已六七年了。提起此事，老人落泪了，深夜里孙世海经常会梦到过世的父母……
他膝下有三个儿子，如今和小儿子孙卫利一起生活，因征地拆迁整个村庄也被拆了，目前还有五六户没有拆除，其中就有他家，现已被拆成了危房，唯能感觉有点活物的就是院中的梧桐树，散发着阵阵香味。无奈的他们在邻村租住，每年要自己掏5000元租金。遭受了一系列的强迫搬迁逃离后，孙卫利拿起法律武器开始了维权之路。
孙卫利，长安区郭杜街道办事处高庙村柿树街215号的村民。据他介绍，他们村有320户，祖祖辈辈靠种地为生。2011年9月7日，高庙村近1700亩地被征收，征地协议是长安区政府和高新管委会、高庙村签订的。2013年3月，又对高庙村进行了整村拆迁，截止目前村民都没有回迁安置，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更没有得到落实。
为了生计，47岁的孙卫利背井离乡，外出远在浙江杭州打工，但他怎么也没想到维权之路却如此漫长而艰巨。他状告时任高新管委会主任安建利，只要求公开实施拆迁安置的有关信息，希望公正、公开、透明，让失地农民有一个明白账，落实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让老有所养。
这种诉求合情、合理、合法，但在管委会以及拆迁部门眼中，孙卫利是一个钉子户，因为他把违法拆迁的举报信发布到网上、把胜诉的法律文书晒到网上，这让管委会很难看，没有面子。
孙卫利说，为了获得高庙村拆迁相关信息，他就不断地申请信息公开，取到证据后再复议，再打官司，最让他关注的是失地农民养老保险问题，不断维权不仅仅为了他一人，很多村民都不满意，但胳膊扭不过大腿，村民们都认了。
就在和高新管委会缠斗时，2017年11月10日，陕西省纪委消息：省纪委对西安市政协常委、高新管委会原主任安建利立案审查。同年7月4日，西安市政协副主席赵红专被立案查处，而他刚离任西安市委常委、高新管委会党工委书记一职。
消息一出，在杭州打工的孙卫利说：“贪官该查，查得好!”而他的诉求至今没有得到答复，孙卫利评价为：“这是典型的懒政惰政，失职渎职，没有一点担当!”
2018年4月10日，西安市委巡察组通报高新管委会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对肃清魏民洲、赵红专等流毒影响工作的严肃性和重要性认识不够到位，一些部门和基层单位没有把对赵红专等流毒肃清工作与党的建设、行政管理和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统筹谋划不科学、工作推进不主动。纪工委对违规违纪问题处理失之于宽、失之于软。
他坚持认为，不合理、不合法的原因是补偿标准没有依据，没有做到公正、公开、透明，存在贪污受贿行为，要求公布账目。2013年4月1日，他和村民孙满学二人到西安市人民检察院高新区检察室，举报高新区征地拆迁第三办公室(以下简称“拆迁三办”)和高庙村干部，但至今也没有得到答复。
五年后的2018年4月10日，他们再次去高新区检察室询问案情，得知因机构改革，案件材料移交到西安市纪委了，现无法具体查询。当日下午，他们实名向高新管委会纪工委举报了“拆迁三办”、高庙村干部违纪问题，工作人员也给予登记和受理。
依法维权要求信息公开 高新管委会被认定违法并责令改正
征地协议从来不敢公开，失地后养老保险是否被挪用，这里面究竟存在着什么黑幕呢?于是孙卫利就开始了不断申诉。2013年3月21日，孙卫利在西安市人民政府网站上提交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高新管委会公开拆迁协议，并以传真的方式给予公开。
2013年4月8日，高新管委会做出了《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此拆迁信息已经在《开发区导报》上进行了报道，已经予以公开，高新管委会对高庙村进行拆迁安置前，已经向各户印发了《西安市高庙村拆迁安置工作指南》，其中的内容也包括了孙卫利要求的各项内容。
对于这样的答复孙卫利不服，于2013年4月22日，向西安市人民政府进行了行政复议。
经查明，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行政机关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应当按照申请人要求的形式予以提供。《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未按照申请人要求的形式公开政府信息的，违反上述规定应当予以纠正。
2013年6月18日，西安市人民政府根据《行政复议法》之规定，确认高新管委会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违法，责令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期限，给予孙卫利所要求的形式予以公开。
但直到2015年8月17日，高新管委会仍然没有依法履行西安市人民政府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当日，西安市人民政府给高新管委会下达《责令履行行政复议决定通知书》，“责令2015年8月28日前履行职责，并将履行结果书面报告市政府法制办公室”。
高新管委会不履行职责 状告后败诉其答复“牛头不对马嘴”
对公开征地信息一案，高新管委会不履行西安市政府行政复议，以及市政府责令履行行政复议决定。时任高新管委会党工委书记是赵红专，管委会主任是安建利，而如今此二人均已落马。无奈，一年后的2016年9月1日，孙卫利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高新管委会不履行法定职责。
2016年10月28日，西安铁路运输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孙卫利认为，他是高庙村村民，并持有原长安县人民政府制作、原祝村乡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承包基本农田3.75亩、耕地1.7亩，承包期自1999年1月1日至2029年1月1日，共30年。
2016年8月4日，孙卫利用邮政特快专递向高新管委会邮寄申请一份，请求其依法处理其承包地被征收问题，并审查征地程序是否违法，高新管委会收到申请后应在15个工作日予以回复。
被告高新管委会辩称，2016年8月8日收到孙卫利邮寄的申请，认为申请中反映的问题不属于其管辖范围，属于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决的投诉请求。2016年8月23日，在陕西省网上信访信息系统对孙卫利的申请进行了回复，并以短信形式告知原告。
西安铁路运输法院认为，行政机关应当依法行政。本案的焦点是被告高新管委会是否履行职责。原告以邮寄方式向被告提交申请，而被告当庭提交的陕西省网上信访信息截图，不能充分证明其已将相关回复告知原告，故对原告主张被告未履行职责的理由给予支持。
判决被告高新管委会于判决生效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对原告提出的申请作出书面答复。判决书签发时间为：2016年11月14日。
直到2017年1月5日，孙卫利一直没有收到高新管委会的书面答复，便于当日申请西安铁路法院强制执行。6天后孙卫利收到了高新管委会行政判决答复意见书：“您所反映的问题，依法应当通过诉讼的途径解决。根据《信访条例》有关规定，请您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
孙卫利认为，“我就是通过诉讼，打的官司，高新管委会败诉了，他们的回复牛头不对马嘴”。
高庙村“整村征收被批准?” 高新管委会被认定违法
就在孙卫利维权时，高庙村其他村民也一起维权，认为高新管委会对他们村子整体拆迁违法，私自扩大了征收面积，于是10多人联名向西安市人民政府提出复议。
请求事项：确认高新管委会擅自扩大批准征地之范围，严重违法;责令停止与违法征地和拆迁安置的有关行为。
西安市人民政府认为：申请人在高庙村拥有合法宅基地，依法享有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所有权。被申请人高新管委会对高庙村实施“整村征收”，该具体行政行为涉及对申请人相关物权的征收与补偿，是本案行政复议适格的申请人。
被申请人高新管委会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实施行政征收行为的合法性，依法应承担相关法律后果。根据陕西省政府所作陕政土批[2010]187号《关于西安市高新区2009年度国务院批准城市建设用地第一批次实施方案的批复》、陕政土批[2012]1008号《关于西安高新区2012年度第一批统一征收集体建设用地的批复》，只能证明陕西省政府分两次批准，将高庙村等村组14.943公顷建设用地、1.3516公顷未利用地和高庙村9.7303公顷建设用地依法征收为国有，但对于高庙村实有集体建设用地总面积和两次批准征收的集体建设用地范围等事项，被申请人未能提交用地测量成果等相关证据，显属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据此，本机关对被申请人高新管委会《行政复议答辩书》中所称：“高庙村整村征收已经完全得到批准”的理由不予认可。根据《行政复议法》、《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之有关规定，本机关决定：确认高新管委会在陕西省政府批准征收范围之外，对高庙村集体建设用地实施的行政征收行为违法。
拆迁已7年 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至今没落实
表面上孙卫利这样执着维权，主观上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是失地农民维权的一个典型;他外出远在杭州打工，80岁的父母艰难的生活让他牵肠挂肚，放心不下。其实，他是失地农民为追讨养老保险费的一个缩影。
早在2011年，陕西省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被征地农民就业训和社会养老保的意见》，尽管各地市都台具体措施，但很不完善。孙卫利对此十分关心，因此他这几年来回奔波就是要讨一个说法，征地标准、补偿金额、过渡费、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等如何落实的?
孙卫利曾致电长安区社保部门，询问高庙村已经被征地拆迁7年了，失地农民养老保险落实如何?得到的答复是：长安区的征地拆迁项目很多，一个项目上千人乃至几千人，高庙村的项目正在进行中。
一位石姓科长做了进一步解答：目前高庙村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已经从项目单位收缴到位，然后对所收缴费用进行审核，养老经办审核完毕后针对具体人员，比如说缴纳多少年、需要多少钱，企业养老保险出具报告，然后养老经办根据报告数据向财政申请资金给予拨付，然后这个人就进入了企业养老保险，目前是在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基金账户上。
孙卫利追要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的票据?这位石科长说：“这个不可能给你，也不能给你复印件，我们和人家签署了保密协议的”，孙卫利被拒绝了。
2018年4月10日，孙卫利从杭州返回长安，和村民孙满学二人再次前往长安区、高新管委会等部门索要拆迁协议，失地后的养老保险经办情况。
长安区接待他们的是郭杜街办一位副主任说：“我要马上外出考察一个项目，回来后尽快给你复印有关资料”。孙卫利追问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为何至都今没有落实?这位副主任说，他会记录下来，一并查清楚后给孙卫利回复。
“拆迁三办”是具体实施征地拆迁高庙村的，该办六部的工作人员：“我不能给你复印征地协议，因为我没有接到任何领导的指令，无可奉告”说罢便转身离去，碰了一鼻子灰的孙卫利不得不离开了“拆迁三办”。
在索要无果的情况下，他们二人再次前往高新管委会，信访接待室何姓负责人，询问有关诉求并受理复印了孙卫利胜诉的法院判决文书等资料，并现场给法制办主任电话沟通。打完电话后告诉孙卫利，会尽快联系几方协商，争取两天之内给孙卫利一个答复。
等候了两天的孙卫利，他没有接到郭杜街办、“拆迁三办”、“高新管委会”等部门的反馈消息，孙卫利短暂陪伴了年迈的父母，给母亲购买了风湿药物，仅有的2000元留给父母，于4月11日晚上乘火车返回杭州，继续开始打工的生活。
“我不是泼皮无赖，我是为了给失地农民讨个公道”
2018年4月10日，华商报记者一起跟随孙卫利二人前往郭杜街办、“拆迁三办”、高新管委会、高新管委会纪委、西安市检察院高新检察室等部门，见证了和目睹了孙卫利维权过程。时间飞速，很快就一个月了，但孙卫利至今没有接到上述部门的回复和电话。
5月4日，华商报记者致电高新管委会信访室何姓负责人，他表示会按照信访要求给孙卫利一个答复;至于他要接受记者采访需要让宣传部知晓，如经过同意让他接受采访的话，那没有问题。
华商报记者随后致电高新管委会宣传部负责人，也给其编发了需要采访事项的短信。但截至记者发稿前，没有接到这位负责人的任何消息。
面对自己被人误解为“钉子户”的质疑，孙卫利显得非常平静，“我这几年维权一直都是有理有据，从来没有干违法的事情而去维权，刚开始我不知道任何征地拆拆的文件，维权没有证据，因此我就利用政府信息公开的途径，一点点搜集证据，等证据到手后便开始行政复议和行政起诉，我都是胜诉的，但我的诉求高新管委会就是不理会，至于对我们家的拆迁补偿，只要公开透明去执行即可，我不是泼皮无赖，我也懂法，我这样执着就是为了一口气，为了生存的权利，更是为了给失地农民讨一个公道”。
其实，去年高新管委会曾派员前往杭州和孙卫利进行过沟通，只是规劝他不要在网上再发布维权诉求，管委会领导都很重视。
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急需完善
随着城镇化速度的不断加快，被征地农民的数量不断增加，其养老保险问题也随之而来，被征地农民相关促进就业政策不完善等问题引起了学者专家的重视。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唐丽娜团队，从2015年开始研究此课题，历时2年多，他们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以被征地农民为具体调查对象，调查地域涉及陕北、陕南和关中各地农村，采取直接入户问卷访谈方式，共发放问卷320份，回收313份，有效回收率为97.8%。
数据分析：被征地后多半人担心养老问题 普遍不满意补偿
本次调查数据显示，被征地农民年龄大多集中在30至59岁之间,占到70.3%,男性稍高于女性;已婚有配偶的比例为78.3%;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小学程度以下占到40.3%,初中程度为34.2%);健康状况基本良好(一般健康占到35.8%,较好为25.6%)。
家庭负担当情况：超过一半的被调查对象需要抚养未成年子女,有很少数甚至需要抚养3个及以上的未成年子女;60.4%的被调查对象需要赡养老年人,其中的1.9%赡养的老人超过4人。
参保情况：被征地前有70.3%的人已经参加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5.1%参加了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被征地后39.9%参加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上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比例变化不大(5.4%)。依靠新农保养老的比例只有3.8%,更多的人在养老方式方面选择依靠子女(50.8%)和自我我积蓄(29.4%),可见传养老方式更为普遍,在应对养老风险时方式选择比较单一。
购买商业养老保险比例很低,对建立养老机构集中安养的做法普遍反应不积极,有45.4%的人表示不愿意人住政府建立的养老院。分析其原因,除了商业保险和养老院产品价格较高之外,传统家庭养老观念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土地被征影响了农民的就业状况：在被征地前被调查对在家务农,被征地之后,在家务农比例大幅下降,外出打工和从事个体经营的比例上升。被调查对象的家庭年均收入被征地之前大多数在5万元以下(73.5%)，被征地之后收入提高,6万元以上的占到38.3%。
探究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被征地补偿款短时间内提升了家庭收入总量,另一方面可能的原因是外出打工比例大幅度增加,而打工收入明显高于务农收入。
各变量的满意度：51.1%的被征地农民的生活方式在征地后发生了改变,少数人(33.8%)较难或很难适应这种改变,较多人普遍对当前生活状态一般性满意。46.8%的人对养老保险待遇水平不满意,因为现阶段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保障水平低(54.8%)。被征地后,45%的人对征地补偿标准不满意,主要原因是征地补偿标准过低(55.9%)、征地补偿标准缺乏规范性(39.6%)。
政府在促进就业方面存在欠缺,表现为:政府没有统一组织劳务输出(96.8%)、没有提供就业技能培训(92.6%)、没有提供就业安置机会(88.5%)等,导致生活来源无法保证。超过半数的人(50.8%)担心失去土地后未来的养老问题,而政府对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的补贴水平、待遇水平普遍不能让被征地农民满意。
突出问题：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参保率不高
其实，大量的现实案例足以证明西北大学副教授唐丽娜团队的调研结果，长安区失地农民孙卫利是一个典型，为了自己的权益一直通过法律维权，他认为高新管委会的拆迁补偿不合理，不公开，不透明，令他十分不满意。不满意的原因是他从来没有看到拆迁安置方案的合法批复，赔偿方案不公开，不透明。因此，不屈不挠的维权一直在进行。
唐丽娜介绍，通过一系列数据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参保率不高,应对养老风险方式单一,主观判断养老风险大。
虽然自2011年陕西省布《关于进一步完善我省被征地农民就业训和社会养老保的意见》，各地市纷纷出台具体措施,但较多地区缺失被征地农民未来养老保保障的风险防控和待遇调整机制,加上一定比例的被征地农民并不了解该项制度,被征地后只有较少比例的被征地农民参加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上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较多人比较担心失去土地后的未来并养老同题。
在应对养老风险时方式比较单一，大多数人会依靠子女和自我积蓄。由于对新农保客观存在的较低的保水平并不满意,所以依靠新农保养老的比例很低。由于受到了家庭经济收人的影响，缴费数额较多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参保率低,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比例很低。
被征地农民促进就业政策不完善。被征地后,政府征地补偿制度的规范性一般能得到到保证,违规行为相对较少,但是被征地农民对于征地补偿款标准普遍并不满意。
实际上除征地补偿款之外,政府在其他方面的补偿性措施还包括：划拨士地重新安置、提供还建住房或补助,但是在促进就业方面比较欠缺,对于文化程度普遍低的被征地农民缺乏相应针对性的培训,加上由于被征地农民在征地过程中多与征、用地单位产生摩擦和矛盾，导致有些企业拒招当地的被征地农民,从而增加了就业障碍。就业状况直接影响到家庭收入，并进而影响到养老保险参保率和商业养老保险的购买需求。
经济状况等直接影响到被征地后对未来养老的担心程度和方式选择。被征地农民对于养老院、商业养老保险和新农保养老的选择普遍较低,养老预期不高,其中新农保最低,其次是商业养老保险和养老院。由于女性相比较于男性对于家庭的依赖性更高、女性人均预期寿命高于男性、中国独特的婚配年龄、社会分工等原因,女性依赖家庭养老的比例比男性更高。文化程度相对越低越不愿意去养老院接受养老,而程度较高者多持观望态度。
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的认知程度,影响到了制度参与比例,二元分化明显。被征地农民普遍偏低的文化程度,影响了其对相关养老制度的认知以及各种养老方式的态度,如果制度的宣传讲解不到位,则会导致农民自身对养老保险制度的解读流于表面,直接影响养老保险参保率。单身被征地农民对于制度的了解情况相对要好一些。身体健康状况与制度认知呈正相关关系,因此,医疗保障制度的完善可以间接影响到农村养老的选择。
越年轻,相对越多的人会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础上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家中生活负担一般的被征地农民,选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上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模式的比例相对较高。
虽然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养老金水平更高,但是由于缴费压力较大,在已参加养老保险制度的人员中,更多的人选择了门槛较低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两种制度模式参保人员比例差距大。
反思建议：被征地农民统一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体系中
基于上述的分析和研究，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唐丽娜认为，反观现实的制度和运行，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完善。
稳定被征地农民再就业政策,提高政策运行效果在科学化、市场化补偿土地标准的基础上,稳定被征地农民再就业。积极发挥地方政府作用,采取高效措施来保障和引导被征地农民进行合理、有效就业,尽快建立和健全一整套再就业的工作机制。同时,提倡和鼓励通过各种灵活就业形式实现被征地农民再就业;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提升被征地农民的专业技能和文化素质,保证其持续再就业。
完善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资金的筹措及管理机制,将被征地农民统一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体系中。一方面,相对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缴费按固定档次自由选择缴纳,政府根据缴费档次给子不同标准的补贴,缴费档次越高,补贴额度越大。
而实际上在参加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被调查对象中,有超过90%以上的被征地农民更多选择最低100元/年的缴费档次,从而未来养老待遇也是最低,加上参保二元化的特点,绝大多数被征地农民年老后的基本生活水平难以保障。
另一方面,目前陕西省各地均有各具特色的地方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此种制度安排对于个性化的满足有一定的优势,但不利于政策的统一,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劳动力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流动。
为此,从末来养老水平、促进被征地农民合理流动的角度考虑,在政策上将被征地农民统一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者保险体系中,在缴费方面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同时政府建立专项储备金或其他多种方式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补贴,降低参保门槛,提高参保。
鼓励并引导经济状况较好的被征地农民参保，并选择较高标准缴费,增加养老资源积累,提高未来养老预期,促进新城镇化建设。在筹资的基础上,提高基金统筹层次,改变县级统筹缺乏基金投资运营的现状,缓解养老资金缺口问题。
完善相关保障机制,整合、细化制度化养老,增强市场养老保障意识。随着物价、经济发展及时调整养老金水平,在农村区域寻找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结合的契合点,加强政策宣传,提高制度本身的吸引力,提高被征地农民参保积极性,促进农村家庭养老方式的多样化、社会化。
通过恰当宣传,普及风险和保险意识,从供给侧角度不断调整商业保险相关产品的设计,开发以农村居民的需求为导向的各类低门槛保险产品,使之真正面向农村居民,提高农付商业保险的广度和深度。从操作层面来看,实现新型农村和城镇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有效衔接,构建和完系统性保障制度体系。
来源：搜狐网、三秦传媒网! H) { @3 D6 P/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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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0-5 10:2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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