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出殡时16人为其抬棺，名气一个比一个大

辣子疙瘩 · 发表于 2018-7-13 21:33:00

1936年10月19日，有着文坛斗士之称的鲁迅先生在上海的寓所与世长辞，享年55岁。在上个世纪初，鲁迅就是敢于向恶势力宣战的典型代表，他用笔当枪，猛戳权贵的痛处，怒揭各种不公，用自己独有的声音，发出震撼人心的呐喊。

鲁迅的所作所为，让既得利益恨之入骨，但是，却赢得了全体民众的交口称赞。正是因为有了鲁迅的存在，才让普通民众有了自己的代言人，才让权贵对公平正义产生一丝畏惧。
但是，鲁迅并不孤独，他是左翼作家联盟及民权保障同盟的重要成员，他的身边汇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战友。这点从他去世后的各方反应就可佐证。

鲁迅去世后，宋夫人立即来到鲁迅家中，与许广平商议后，拟定了一个由9人组成的治丧委员会，包括蔡元培、内山完造、史沫特莱、沈钧儒、茅盾、马相伯等人。这样的人员组成，在当时的规格是非常高的。

鲁迅去世后，前来吊唁的各界人士更是络绎不绝，除了广大上海民众外，许多社会名流，比如巴金、夏丏尊、萧军、欧阳予倩等等，也纷纷前来吊唁。
10月22日下午1时，鲁迅的灵柩从万国殡仪馆出发，送往万国公墓，给鲁迅抬棺的人共有16人，他们的名气一个比一个大。这16个人分别是：胡风、巴金、黄源、鹿地亘、黎烈文、孟十还、靳以、张天翼、吴朗西、陈白尘、肖乾、聂绀弩、欧阳山、周文、曹白、萧军。

胡风，原名张光人，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文学翻译家，是当时左翼作家联盟的主要领导，是鲁迅挚友。
巴金，原名李尧棠，现代文学家、出版家、翻译家，1982年4月，获得但丁国际奖。
黄源，原名黄河清，是鲁迅先生晚年亲密的弟子和战友，于上世纪30年代帮助茅盾、鲁迅编辑《文学》、《译文》月刊，并译著了许多外国名著和著作。

鹿地亘，日本进步作家，本名濑口贡，东京帝国大学毕业，日本无产阶级作家联盟负责人之一。因发表许多反战言论而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迫害，1935年流亡到上海，从事反对日本侵华的活动，与鲁迅等进步作家往来亲密。抗战胜利后，鹿地亘于1946年6月回到日本，致力于日中友好活动，直至1982年去世。
黎烈文，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教育家，巴黎大学研究院文学硕士，1932年起任《申报·自由谈》主编，发表了鲁迅、茅盾等许多左翼作家抨击时弊的杂文作品，1935年与鲁迅等组织译文社。后为台大外文系教授。

孟十还，原名孟显直，作家、编辑、俄国文学研究者，曾留学苏联10年，在黎烈文主编的《译文》上发表许多俄国和苏联文学译文，与鲁迅合作翻译《果戈理选集》等书，与鲁迅来往密切，《鲁迅全集》里收有多封鲁迅写给他的信。
靳以，本名章方叙，作家，193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贸易系，抗战期间任重庆复旦大学教授，兼任《国民公报》副刊《文群》编辑。建国后，曾作《收获》主编，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
张天翼，原名元定，著名作家，主要作品为小说与儿童文学。1931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参加它的文艺大众化研究会的工作，协助编辑《十字街头》等刊物。

吴朗西，编辑家，1934年，在上海创办的大型《美术生活》月刊担任文学编辑。9月该公司又创办《漫画·生活》月刊，该刊有一半篇幅刊登杂文和小品文，因而与鲁迅、茅盾、巴金等作家有交往。
陈白尘，原名陈增鸿，剧作家、戏剧活动家、小说家，1930年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从事戏剧活动，曾参加南国、摩登等剧社。抗战开始后，在各地坚持进步的戏剧活动，创作了大量剧本。陈白尘对于讽刺喜剧有着独到的贡献，被誉为“中国的果戈理”。

肖乾，曾用名肖炳乾，193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后在天津、上海、香港任《大公报》记者、编辑，主要著作收入《肖乾选集》。1986年被挪威王国授予政府勋章。
聂绀弩，著名诗人、散文家，1935年，出版首部短篇小说集《邂逅》。1936年2月，聂绀弩和胡风、萧军、萧红等在鲁迅支持下创办文学杂志《海燕》。聂绀弩以杂文名世，且其旧体诗别具一格，甚获推崇。

欧阳山，原名杨凤岐，现代作家，16岁那年第一篇短篇小说《那一夜》在上海《学生杂志》上发表，从此开始了文学创作。
周文，原名何稻玉，曾任“左联”党团成员，开始从事创作，他将苏联著名小说《毁灭》、《铁流》改编成通俗本，得到鲁迅的赞许。

曹白，原名刘平若，木刻家，他创作的《鲁迅像》、《鲁迅遇见祥林嫂》等作品准备参加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时，却被检查人员将《鲁迅像》抽出，不准参展。就是因为木刻，鲁迅与曹白有了亲密的交往。
萧军，原名刘鸿霖，著名作家，1933年，萧军创作完成了表现东北人民革命军抗日斗争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1935年，萧军在鲁迅的帮助下，他的文学创作进入高产期，同时成为“左翼”的一名"主将"。 7月，《八月的乡村》秘密自费出版，系"奴隶丛书"之一。该作品奠定了萧军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在鲁迅先生的灵柩去往万国公墓的路上，上海各界人士自发前来为先生送行，队伍绵延十几公里。叶圣陶曾在《相濡以沫》中记载了当时的场景，“一个个自动组合的队伍，擎起写着标语的旗子或者横幅，唱着当时流行的抗敌歌曲或者临时急就的歌曲，从上海的四面八方汇集到墓地，大家动手铲土，把盖上‘民族魂’的旗的鲁迅先生的棺材埋妥。这样的事，上海从未有过，全中国从未有过了。”
从鲁迅先生的故事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凡是敢为民众发声的正义之士，广大国民是不会遗忘他的。